网络时代，究竟怎样才能当好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呢？

　　网络民意是现实民意的折射，网络舆情是社会矛盾的宣泄。网络的弱势群体“黑五类”，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强势人群（城管、警察、医生、教师、官员都是现实中的管理者或者是政策的执行者，是党执政的骨干力量）。如何改变他们在网上被妖魔化和被动挨打的现状？这是对执政党建设的严峻考验。

     传统的执政方式，信息量是“倒金字塔”，级别越高，掌握信息越充分。信息传递方式是“金字塔”型，很多文件都打有“秘密”字样，通过开会、发文从高向低一层层传递。也就是，上级领着唱，下面一级一级跟着唱，不能更改，很少有人去发挥。照着念不会有错，解释不对就会犯大错误。

　　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变了，3亿多网民人人面前有个麦克风，谁都可以站到舞台中间去吼上一嗓子。信息传递是网状的、扁平的，人人都是传播者。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冲击力增强了，影响更大了。“传统执政”的方式受到严重挑战。网上民意汹涌，“意见领袖”众多。党的任何一个决策、政令、任免都会在网上经受群众评说。以前靠组织体系、靠报纸广播来进行社会动员。现在，传统的语言体系和风格，官话套话，极其容易被边缘化，尤其是在网上，组织动员的难度空前增大。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成反比，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社会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网络时代，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分母扩大了，作为分子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执政党建设，必须及时调整，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目前我国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酿成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2008年一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等，都是由网络舆论直接或间接催生的。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提出“社会不稳定原理”，被称为社会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集体意识一旦被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就会迅速卷入骚乱，即刻升级为“社会动乱”。匿名性和互动性，使得网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动员的沃土。

　　今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热比娅集团遥控指挥。通过手机短信和QQ串联，数千名暴徒突然聚集在乌鲁木齐，打砸抢烧。这种悄无声息又迅捷的组织动员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是巨大的。

　　网络安全问题，不仅对我国，对世界各国都是个巨大的威胁。例如，Google地球拥有覆盖全球的卫星，轻而易举即可搜索到各国境内的军事设施、核电站、基地、军舰等等。威胁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Google搜索引擎已经拥有了世界各国互联网上的数据，这意味着它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等方方面面，都拥有权威的数据库。这实际上就是情报，它不仅仅是经济情报，它更是政治情报。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不可估量。

　　实际上，美国掌控着互联网的主动脉，全球互联网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10台在美国。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授意，在服务器终端上屏蔽伊拉克域名，互联网上伊拉克瞬间就蒸发了。对信息资源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美国，能让一个国家在网上瞬间“消失”。

　　一旦战争爆发，IT巨头的力量将强大到非常可怕的地步。

　　可以断定，未来对人类影响 大的不是石油、不是水，而是信息。信息资源，将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战略资源。

　　网络时代，给执政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危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有的问题是与互联网共生的，是由互联网制造的；有的问题是被互联网放大了的。用“危机”这个词，似乎危言耸听。但是，面对渗透性、弥漫性、扩张性越来越强的互联网技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党的执政环境，改变了传统的执政逻辑。西方政要曾断言：“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我们务必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给我们国家、我们党带来的政治风险和执政危机。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互动性使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像自由市场一样泛滥，在世界范围内恣意交流、交融、交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道德遭到各种质疑。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价值迷惘、道德失范、封建迷信乘虚而入等种种问题。

　　互联网已经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社区”，找到了自己的阵地，他们常常以评论公共事务来造势，来吸引公众眼球。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会思潮的发展，网上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观点的争论、争吵、争辩将会长期存在，并日趋激烈。

　　信任是社会的基石。如果连 基本的信任也荡然无存，社会大厦就会坍塌。网络时代，个别官员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表现出的迟钝、无知、蛮横等，都会在网上被无情渲染；少数官员的腐败、无能、低效等，都会在网上被迅速放大。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个别人、个别现象的一只骨牌被推倒，将即刻影响到整个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互联网一方面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达，但同时也在撕裂社会、重组人群，使社会的情绪对立进一步扩大。如城管、警察、医生、教师、官员被“妖魔化”为网上“黑五类”。一旦这些人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并立刻被传到网下，被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兴风作浪。比如， 近网上热炒一条消息：《我国91%的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女》。这组虚假数据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迅速掀起波澜。人民网做了大量的调查，以事实为依据，发布了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远远没有谣言传播的快。

　　面对这种现象，认识要清醒。有的事件中，警察、城管、官员自身的确有问题，比如言行不当、滥用公权力等。但也有的是面对网络应对失措的问题。

　　由于网络信息来源广泛、传输快捷，很多问题也是真假难辨。加之现代社会的一些浮躁之风，为了宣泄和释放个人情绪，一些人无风也要掀起三尺浪，哗众取宠。一些群众宁可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政府的公开声明；宁可相信负面新闻，也不相信权威人士和正面报道。

　　每一个网络热词，都是一个社会热点。躲猫猫、欺实马（70码）、俯卧撑等等……，网上一直就这么热闹。这个社会怎么了？一点小事，都可能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瞬间传遍全国！

　　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左右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形成热点。

　　面对突发事件，一些地方和少数党政干部如应对失措，很容易造成危机。归纳起来，下面几种做法，与网络时代不太适应：

　　第一，躲：对网络信息麻木、迟钝，不关注网络舆情而失去舆论引导的先机，只能被动挨打。第二，堵：有些地方仍将封、堵、删__作为应对网络舆情的手段，掩耳盗铃。不少互联网管理者多依赖于删除和封堵。只知道“拉闸”，却不知拉一次闸，就会多遭一次恨，多设一道墙，多一道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如网络发展到IPv6时代，安全性加大了，信息无法过滤了，今后管理者将面临更大挑战。第三，拖：在网络舆情面前，完全罔顾民意、蔑视民意，葫芦僧判葫芦案。第四，抓：去年，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今年的河南灵宝事件，警方远赴上海去抓捕发帖者，罪名是“诽谤政府”，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就这一抓，彻底抓掉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单个事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受众往往是被媒介牵着鼻子走。像新闻学里的“魔弹论”：新闻就是枪，受众就是靶子。网络时代，受众地位由被动变为主动，网民可以自己设置新闻议题。新媒体的新闻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真假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也不可控。

　　刘云山同志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如果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高度重视、不善于运用，就会陷入被动，更谈不上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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