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拆迁农民对生活的迷茫

　　去年10月起，48岁的邓凯斌每天都要在一段不过1500米的小路上走上两趟，清早黄昏各一次。路的一头连着他现在居住的黄荆小区C片37栋，另一头是他一年前居住的老家，梅溪湖镇骑龙村。

　　如果没有长沙西二环的拉通，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梅溪湖这个地名。单从字面解读，梅溪湖显然是个很有想象空间的地方，其实那里无梅无溪亦无湖。

　　邓凯斌家在梅溪湖原有三四亩田地。一年之前，不论酷暑寒冬，邓凯斌都会出去做泥工，清早出门，晚上六点回来吃晚饭，老婆在家种田、种菜和葡萄，农活不多，忙里偷闲的时候还能骑上电动摩托车进城转转。

　　但一年之前的4月，邓凯斌接到了拆迁通知。他家所在的梅溪湖作为大河西先导区的一个组团，被赋予了一个庞大的造城规划。此前的2月5日，长沙市政府和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与美国盖尔集团签订战略框架协议，拟在先导区梅溪湖片区规划、开发和运作一个国际服务区。事实上，大多数梅溪湖原住民对于“国际服务区” 的概念似懂非懂，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梅溪湖真的会再造一个湖。

　　建设的速度是如此之快，4月接到拆迁通知，6月量房、10月拆迁、政府补偿，邓凯斌没想到他的“新市民”进程如此之快。

　　58 岁的彭中海同样是“新市民”的一员，据说拆迁款政府补偿了上百万。但从岳麓区天顶乡迁来的彭中海 感新鲜的，是成为“市民”后第一次领“失业金”：“老伴拿退休金，每个月500多，我和儿子儿媳三个人拿失业金，每个月也是500多。”拿了失业金，葡萄不用种了，忙活惯了的彭中海还是会找事做。平时，儿子做水电工，他就做木工，工钱都是一百块一天。这几天，父子俩在黄花塘帮一个乡亲砌房子，每晚儿子都会开着那辆花了12万块的银色广本载着父亲一起回家。

　征收后，准备做点小生意

　　彷徨也好，怀念也罢，对于未来的憧憬，写在了这里每一位新市民的脸上。

　　早前，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就给过邓凯斌这样一幅“清明上河图”：随着大河西的开发，各大商业品牌进驻，梅溪湖会变成一个热闹的商业中心，楼盘全英式、开通梅溪湖地铁线、香港式的街道、孔雀开屏的湖心，还有起伏的绿山环绕，它将会是现代人生活居住的人间天堂。

　　7月28日下午1点，烈日当头。邓凯斌带记者穿过那条小路，来到一块山地上。站在山头，邓凯斌用手指了指前方，“你看，挖土机挖的就是我们家旁边的地基。”

　　为什么没买套新房子？记者问。

　　邓凯斌说：“还想再住回去。我在那边订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政府承诺了，2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又是大城市，又是老地方，挺好。”笑容，在他黝黑的脸庞上，久久没有散去。

　　相比邓凯斌，家住岳麓区还未及拆迁的王鑫，“只希望8月快点到来”。

　　王鑫家属于梅溪湖片区第四期拆迁范围，今年八月份将搬迁，他早就算好了，一家4口人，这次征收能够分到50多万。“我现在也算是半个梅老板了。”在王看来，征收很好，“可以韵哈当老板的味。”

　　从去年10月份他们家量房开始，王某老婆就不种地了，菜园子也荒掉了，现在每天都是买菜吃，“有时候早上起晚了，就去外面吃个粉，和城里人一样了。”

　　征收后，王鑫就不打算跑摩的了，准备买房买车，做点小生意，“现在许多人去宁乡买门面，我也准备去搞点投资”。

　对过去的田园生活恋恋不舍

　　事实上，像邓凯斌、彭中海一样的“新市民”长沙越来越多，一项来自长沙市雨花区的数据称，全区100万常住城市人口中，有一半系外地农民工或城郊失地农民身份转换而来。而大河西先导区规划的12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则有50万农民面临洗脚进城，邓凯斌、彭中海不过其中先行的一员。

　　“让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被认为是一种一劳永逸解决三农问题的捷径。长沙市副市长、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文彬认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这 “两型社会”的建设，尤其需要探索的，就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他说：“中国的7亿农民，如果有5亿变成了市民，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长沙不断攀升的经济总量和城市化率证明了这种“两型”建设的思路确有可取之处。2006年以来，长沙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先后超过石家庄、哈尔滨、济南、郑州等4个城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跃居第7位。与此相对应的它不断攀升的城市化率：早在2007年，长沙市的城市化率就已达到了56.5%，比全国平均数高出了12.6个百分点。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童中贤说，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率，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

　　但失地的新市民依然对他们过去的田园生活恋恋不舍。“往年这个时候，葡萄熟了，田里的早稻也收割了……”邓凯斌说。

　　至于过去一年四季都在葡萄园中度过的彭中海， 难忘的是他那些葡萄种苗，“都卖了，2块钱一棵，只卖了500多块钱”。

　　彭中海过去在梅溪垸有三亩葡萄园地，每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星期，就开始给葡萄地松土、施肥、搭架子。之后，葡萄种苗下地，又忙着给葡萄苗杀虫、剪枝、赶鸟、上纸包袋。七月底，葡萄成熟，上市。到九月，一年的劳作才算告一段落。

　　葡萄成熟的季节，是彭老一家 累也是 开心的时候。城里很多市民开车来家里摘葡萄，一般老顾客还会提前一天预定，彭中海一家则事先准备好几个菜，土鸡、活鱼、柴火饭，都是必备的。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记忆。

　　身份的变化带来的不适应

　　7月27日，上午10点。邓凯斌租的房子的楼下，有几个人在玩扑克，旁边围了几圈看牌的人。

　　这些人邓凯斌都认识， “以前一起干农活，现在一起玩牌聊天。”

　　“现在没地种了，城里的高楼大厦也都是大型建筑公司承包了，泥工没人请了，出去打工，很多地方都只要30岁以下的，做生意没经验，怕亏本，学技术，没知识。”

　　知识匮乏、技能短缺，由此衍生的就业及心理问题在年轻人身上体现更为明显。老家在梅溪湖联络村的谢晓丁，新房子买在加州阳光，25岁的她，是一个7个月大小孩的母亲。丈夫在工地上做事，除了带小孩，她每天都很闲。

　　谢晓丁没有工作，这让她“感到害怕”，“我才20多岁，过得却是老人的生活。”晓丁说，现在大部分拆迁过来的年轻人，都跟她一样，面临着生活突然出现的改变和抉择，表情迷茫，内心彷徨。

　　然而，生活上的其他困难也在慢慢显山露水。“三口之家，一个月花销有四五千块，除了他挣的那点，其他都是补偿的钱。”

　　“一切都方便了，却什么都要花钱，看得到，消费不起。”晓丁甚至注意到了小区新开的幼儿园，一个月要1300元的学费，这对她来说，“是天文数字”。

　　尽管如此，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谢晓丁，还是在慢慢适应现在的生活：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后出门走走，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自己在附近餐馆吃个粉就回家了。八九点来到楼下，和邻居一起打牌搓麻将。11点30分左右，回家吃饭。吃完饭睡个午觉，下午再出去走走坐坐，再吃晚饭，完了又出去走走。晚上9点回家，洗澡，睡觉。

　　“生活单调得死。”晓丁说。

　　而对于老人家，这种身份角色的变化所带来的不适应，则尤其明显。老家在黄荆垸川塘村的李国富老人就“很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早上6点开始就有商贩叫卖，小区的歌厅也很吵，外面卖水果豆腐脑的也吵，没办法睡觉。”另外，串门也不方便了，去亲戚家看看，还要脱鞋， “寸金之地，关鸟一样”——在李大爷看来，自己身份的转变，除了每个月拿到的那500多元的养老金，以及生活上新出现的不便，他不知道还意味着什么。他更多的是忧虑，“村上(小区)那些年轻人，成天无所事事，拿着手里的钱到处玩，地没了，子孙后代以后吃什么？”